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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实录
作者:中国制造业博览 更新时间:2012年09月23日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是为机械及装备工业、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节能和环保行业、新能源行业、新材料行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先进制造业: 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削减销售费用、创造空前商机、构建企业正能量、实施企业问题专家接地气服务,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服务的最有价值的大型综合在线展览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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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新浪财经讯 2012年9月22日(周六)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图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现场。

以下是实录: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共第23期)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

主持人:尊敬的冯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与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来自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尊敬的各位院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现在开始,衷心欢迎各位领导、专家、院友、同学、记者朋友的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各位与会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平新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段亚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建平(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丁凯(音)博士。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预测的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致辞。

冯惠玲:各位来宾,各位学者,老师们、同学们,特别是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刚才介绍的各位重量级经济学专家学者们,大家好。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今天我校常设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也就是我们这个总论坛的第23期在这里举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莅临这次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推动协同创新,加强思想共建设,已经成为人民大学的重要战略之一。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自2006年启动以来,凭借对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的相对准确性和对当前中国经济中重大问题深度解说的及时性,赢得了极佳的社会声誉,已经成为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的批示。经济学科作为人民大学的代表学科之一,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以开放的学科精神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果。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继而开展中国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面向未来,人民大学将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质量,加强系统规划的资源整合,加强培养和引进学科领军人物,切实发挥科研成果的政策咨询和思想引领作用,真正发挥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感召力、凝聚力和驱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十分复杂,本期论坛以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为主题,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比如如何破解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果的两难局面。宏观调控是继续沿袭原来的相机抉择还是需要重新定位,仅仅是结构性的减税,还是需要重量减税,中国货币政策价格比和市场化是否可行等等。相信今天的与会专家一定会给出精彩的答案和独到的见解。

最后,再一次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同时也要感谢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从我们宏观经济论坛开办以来,一直以来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对人民大学的厚爱和支持。

预祝,也相信本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也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冯校长的支持,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自2006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东海证券、中诚信的大力支持下与全力参与下,在各位专家的厚爱和全体研究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坚持了七年,共发布了至本期第23期报告,应该说我们这个报告遵循的是人大学派,这个报告从长期来看生命力越来越显示出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季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的主报告的支配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本期的宏观经济报告,有请郭教授。

郭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这里就我们研究所宏观团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我们汇报的主题是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

报告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报告始终围绕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调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展开,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市场的中心地位,调结构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目标,论证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进行重新定位与选择这一重大课题。

第二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主要特征,这样我们分四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特征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红利。

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我们分这样几方面来看,一,经过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投入。

二、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据联合国(微博)测算,我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上升到40.3%。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严重问题,从这个图中也可以看出来。

第三,制度红利即将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市场改革提供的一些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自1981年到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而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在未来也难以改观。全球化红利也在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加入WTO以来,一直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第二个特征,输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国内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都一直在下滑。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 特征3,城镇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202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3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剖经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的城市人口的常驻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

特征4,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速度与质量不匹配,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导致结构严重失衡。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我国工业比重一只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调动整个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由下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随着2008年刺激方案的逐步实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出现严重的恶化。

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至今走过了30年的历史。我们从重工业化,从1991年至今也走过了20年。所以当前中国这种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的受限。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般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应的是导致工业化只处于中期工业化结果。

第二方面的大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其成瘾。当前宏观经济主要表现是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回落速度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规模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指标看出来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第二,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固定投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了连续回落。2012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 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又增长不足。尤其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1至8月份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下降11.1%。第三方面,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2012年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上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都在上升,消费却在下降。2012年7月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而且处于下滑的趋势。第四,进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回落。2012年1月我国出口与进口同比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整个行业的形势不太乐观。8月份我国进口的同比增长仅为0.2%。其他海关数据也显示了这个状况。第五,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从今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CPI一直出现了一个回落的态势,PPI也出现了下滑,而且在最近创下了34个月的新低。但是在原油价格不稳定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未来如果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

造成短期这些问题,经济回落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成瘾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原因潜在增长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经济增速回落呈现长期性。第一个,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潜在增长率进入放缓期。第二,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趋势。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第三,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从整体来看,亚洲的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欧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的进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对于中国而言,因为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贸易保护情绪抬头,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

第二方原因,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第一方面,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取现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下图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有正转负,2003连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虽然说明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导致绝对下降。

第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劳动需求对内需品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的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徐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何处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对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增城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从1981年至2010年间发现资本价格对内续聘价格的弹性均值在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仅为0.88,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丧生时,资本品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愈发向资本倾斜。

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当前乃至未来较场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将主要聚焦与稳增长、调结构末、控通胀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第一,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矛盾。第一,当前经济的迫切任务是通过稳投资来稳增长。就当前宏观经济而言,在这三个目标中,稳增长似乎是当前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这是与“稳增长”对为当前我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安全这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上不完善等诸多慢变量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出口则受制于外部环境,而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稳增长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主要从这三方面看,一个是解决就业问题。从官方PMI中的就业指数中都可以看出,从2004年以来一直出现一个下滑的态势。所以我们就业问题虽然不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已经很严重了。第二,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导致财政收入下滑,进而造成政府财务困境。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税种构成所决定的,在现阶段我国税收中流转税占到了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而流转税受宏观经济非常明显。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来。

所以目前财政支出中存在一定刚性,尤其是当前严峻的民生压力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容乐观的社会稳定问题,决定了我们政府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与维稳支出很难被削减。

第三,是由于我们需要较高的增速保持赫莱的居民收入增速。当前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严峻的居民间收入差距短期中都难以获得明显改观,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合理收入增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通过什么办法?从目前来看只有通过稳投资才能来稳定当前的增长,就是稳投资成为稳增长的必要手段,首先是出口问题。出口可以看出来,出口一直在下滑,从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5%,较2010年13.8%增速大幅下降。2012年的状况更差,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增速还将下降至3.7%,低于过去20年平均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们以出为主的制造业升级正面临发达国家和比中国更欠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足,房地产价格过高的现实下,要提升消费,就必须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但是这些在短期内都很难看见效果。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由此可见,由于出口、消费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唯一手段。投资是个快变量,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解决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

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之间的冲突,冲突一: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当前短期稳增长可能会对调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会对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稳增长的措施可能恶化需求结构,继续提高已经过高的投资需求占比。投资可以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则很难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有力的提振。这是因为居民消费是由决定居民消费议员和收入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的。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事实上2008年与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就明显恶化了需求结构,大幅增强了经济对投资需求的依赖。2008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扭转了前三年的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6.9%上升到2009年的32.5%,上升了将近一倍,这是自1993年里最高点。2010年投资在2009恩年的高水平基础上继续快速增长,增速20%,高于2000至2008年的两个百分点。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从投资和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可以看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需求结构的严重恶化。总体来看,投资对消费贡献率的西历在2009年达到1.9的历史最大值,在2010年该比值虽然回落至1.47,但仍旧在高水平。

第二,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可能恶化产业结构和产生锁定效应,导致投资结构的进一步扭曲。首先,加剧了某些产业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化和泡沫化,导致了投资结构一定程度上的“僵化”以及投资的结构性扭曲。其实稳增长中的政府刺激政策投资可能恶化产业结构的另一渠道是投资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地位,不吝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基本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不断上升,2008恩年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则明显逆转了这一趋势,经济增长又开始更加依赖于第二产业。

第三,短期内稳增长措施可能不利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往往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如交通、通信等,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是其建设周期长,效果的显现具有滞后效应,在短期内一般会恶化生产效率。此外,如果政府的基建项目低效率运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较长时期内都会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我国TFP增速在2008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和2010年转为负增长,这就说明生产效率在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下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92年的2.4逐渐提高到2007年的4,而在2008年之后该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资增速而猛增到创记录2009年7.8和2010年的7.3。此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虽然也也会强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其效果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私营企业长期的市场竞争行为,而非短期政府规划和干预,因此以政府投资项目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可能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

短期,短期稳增长增长可能对民营经济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从2008恩年到2009年政府实施的稳增长经济的刺激计划贷款潮中,国企占据了90%以上的资金,而私企只有5%。第五,短期稳增长的政府刺激投资计划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一方面,我国郑国伍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刺激投资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少涉及民生部门建设。另一方面,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事后结果来看,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投资计划主要惠及了中央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

第二个冲突,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第一稳增长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短期稳增长就需要稳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加就会引发通胀压力。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当货币供给由经济内省决定,即信贷需求产生了货币,那么通货膨胀就不是单纯由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导致的,而是与其同时决定的。从这个过程来看,货币供给内省环境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赤字、贸易盈余和投资推动,而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就是投资。

第二,调结构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便虽着总量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便虽着相对价格体系的重新调整和确定。实际上当相对价格调整一定是通过价格升得快、有的涨得慢实现的,所以也会面临上行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判断中国经济结构未来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中国价格体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总量上必然有价格水平的上升。

前面我们谈了多重目标冲突,那么多重目标冲突下政府或社会应该如何进行抉择呢?第一个角色,在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这三个目标之间,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应该成为当前我国政策目标的首要选择。有这样几个原因。原因1,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由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导致的,仅仅采用政府主导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措施或许只能暂时缓解经济增速的下滑势头。

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呈现下滑趋势的现实面前,不管是中央版四万亿,还是地方版四万亿,政府主导的短期稳增长措施并不能遏制经济增速的下滑态势。

原因2,通过调结构来稳定或提升潜在增长率,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这迫切要求我们对以政府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措施进行重大变革。因为,以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举措对潜在增长率的编辑贡献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必将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面临重要的转折点。因此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关键在稳投资思路和手段的创新与变革。

原因3,调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化原则的导向进行,通过全面推进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充分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省动力。因为以市场为主导,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是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也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优化的核心标准。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结构调整因此也要经常进行,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政策手段来发挥引导作用。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抉择2: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管理好通货膨胀与其。原因1:稳增长、调结构的措施和手段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的与其。调结构就必然涉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调整与重新布局,也要面对社会收入格局、产业格局的调整与转换,这就必然导致有些产品价格和要素上涨,有些产品和要素价格下跌。而稳增长措施也可能会有由于投资的推动促使某些产品价格较快上涨,这些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

原因2,现阶段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是根本的,从而导致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呈现放大姚莹。在高通(微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低,公众往往低估通胀水平。在低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更高,公众往往高估通胀水平,因此在目前通胀水平尚不太高的情况下,千万不能低估公众对通胀预期、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2006年以前,中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波动比较平缓,此后波动性逐渐增大,到现在波动性比较大,敏感性比较强。

第三,中国的通胀预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预期和黏性预期特征,波动幅度较实际通胀水平平稳,公众通胀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预期。

抉择3:通过推进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口和重要的实现途径。从宏观的角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来看,调结构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两个方面。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带来社会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原因1:我国当前供给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我们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新型工业化、进一步的工业化、深度工业化,都是一个意义。

现阶段这些新型工业化对产业的推对作用主要表在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离全面完成现代工业化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企业,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

原因2: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我国当前收入不合理进而导致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因此,积极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可以提升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对我国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国民收入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国民收入分撇向劳动者倾斜,企业所得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稳并相对较低。

原因3,从我国当前的供给结构调整的动力角度来看,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式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科技的集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和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促使大量的要素资源集聚和多样化需求的产生,促使产业分工的西画,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原因4: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提升与发展型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的规模扩大。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因此大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住行型等等消费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我们认为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来稳增长是首要选择。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是释放巨大需求、稳定短期增长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实现途径。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把结构调整这一目标放在首位,运用恰当的政策手段处理好调结构与短期稳增长的关系,从而破解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昆剧,同时注意管理好通胀预期,也促进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政策的重新定位。

在过去较场的一个时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经济目标往往相对单一,所以,政府主要运用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然而,面对多重目标,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继续沿袭相机抉择,还是需要重新定位?很显然,面对多重目标,原有的消极决策政策已经走到了终点。

多重目标下财政政策的重新定位。总体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呈现如下的特点:

主要是短期稳增长,呈现了较强的相机抉择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包括后来主要是扩张性,主要是扩张政府猜测来支撑。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依靠加大发行国债。对于税收政策的实际方向存在使用偏差,扩张性财政政策惯常使用的减税政策手段运用不足,从实际效果来看,在这段时期还增强了税收的征管,实际上提高了税收占GDP的比重,就是减税没有起到最终效果。

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进行定位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定位,财政政策的科技与民生趋向。在我们的结构调整中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财政支出需要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从而提升工业化的层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提升教育、培训。第二是通过设备来提升水平。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设备更新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持续下滑,这非常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关于财政的民生方面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中需要关注的,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深化进程,产业结构将会随之调整,高技术行业占比会逐步提高。原有部分行业人员必然面临结构型失业,经济转型的阵痛。为此,财政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对此进行应对。然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在近些年反而略有下降,从下图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要提升保障。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我国对于医疗等支出需求要提高。虽然现在目前有所改观,但是还是非常不足。第三,在未来进一步的城市化过程中,为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等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保障房建设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也是民生支出非常重大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能解决。

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定位,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与结构调整趋向。在过去,我国的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够明显。未来,税收政策受到应该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发挥其在经济周期中熨平经济波动的共凝,更为重要的是为结构调整做出贡献。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经验来看,我国的税收并没有体现出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是因为我国所得税占GDP的比重要小。

200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充分靠结构性减税问题,但这些结构性减税措施在设计上更多考虑的是保增长,在促进技术升级和城市化的内涵发展方面投入却不大。减税力度较大的个人所得追主要是为了提高消费,这一方面是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由于总额相对较少,对于消费的启动力度难以充分显现,因此,这两个方面的目的都难以达到。总的来看,目前结构性减税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同时目标需要更为清晰的地位。调结构,而不是稳定短期增长。

财政政策的第三个定位,是要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的自由度。在我国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较低,在平衡预算的约束下,支出受到了较大的约数。在这种预算制度的安排下,县级财政支出压力较大,一些地方民生资金计提不足。在当前环境下,地方政府解决财政自由度的主要办法有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但是这两者都爆发出来很大的弊端,主要在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缺乏规范,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由于现行法规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对业已存在的举债行为缺乏规范,导致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变相举债,有的甚至违规担保或直接举债。二是部分地区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

因此在未来需要利用新的渠道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的自主度,通过地方财政的透明化将地方的产业结构等结构因素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相结合,提高地方政府调整结构的积极性。

多重目标下货币政策的重新定位,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如下特征,在调控模式下,以1998年为界,在1998年初我国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业务,货币政策经历了直接型调控向间接型调控的转变过程。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对货币政策要重新定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采取价格化的中介目标,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央行难以控制货币供给量。因此,中介目标应该是价格变量——利率,而不是数量型变量,货币量或者贷款规模。利用数量型号中介目标和手段控制货币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导致金融资源错误配置,表外资产扩大和影子银行等问题。

定位2,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要将利率成为中介目标,需要进行利率华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对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广义的利率市场化包括三个方面,存贷款管制的利率的市场化放开。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的建立,利率期限结构的完善。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就展示一下,不详细讲了。

本部分的结论,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性较为明显,政策设计时对其本身的调节功能考虑相对不足,从而影响了其自发调节经济功能的发挥。因此面对多重目标,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制度化、常态化理念,注重其自动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减少相机抉择性,同时注意政策的结构调整取向、民生取向。

第四部分就展示一下。相关政策建议,建议1,财政政策在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总量减税,总的来看目前各行业的税收负担较重,为了进一步刺激各个产业发展,需要切实减少税收负担,进行总量减税。第一产业的税负水平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只关注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发现2001恩年两大产业的税负水平都有缓慢提高的趋势。二,是要扩大加速折旧计税范围。第三,要加大环境保护等投资额所得税减免。第四要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范围提高起征点和所得税累进性。第五,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的新设备投资提供政府补贴,这有利于调整区域结构。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黄金时期,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转移。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为了促进深度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将东部地区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应该在转移中升级,通过更新设备,有序调高生产率,协调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为此,对于产业转移中新设备投资可以予以财政补贴,例如通过政府贴息的方式来完成。允许地方政府主发债。

第二个大建议,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也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在我们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房地产问题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房地产税将遏制住房市场上的投机投资需求,由于其对未来公众持有房产成本的增加,从而能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过度投资行为。在这有利于降低公众对于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从而平滑社会购房需求。

房地产会增加住房供给,增加供给有两个渠道,首先在存量房市场上有多到房屋的持有者,面对高累进房地产税,就需要考虑持有成本,从而增加二手房供给。其次在新建住房市场上,由于社会对房地产税将平抑需求、未来房价可能呈现稳中有降趋势的预期加强,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放企业就会增加新增住房的开工率,从而增加当期住房的供给。现在据我们的研究,各地的房地产压着住几年不开工,变相采取个种手段不开工,就是等限购,又不征收房地产税,然后获得高额利润。只有房地产税打消他们的预期。

由此可见,我们的房地产税开征,将是短期中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同时也是在稳增长、调结构高度中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良好措施。因为对于房价的预期也是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环节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平易房价,需要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在我们当时房价飙升的情况下,房价毫无理性飙升的情况下,政府出台限购性的措施,是有其合理性,要值得肯定。应该说政府在房价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限购。但是限购到现在基本上控制了房价的疯狂上涨,我们现在开征房地产税、取消限购的时机已经到来。

建议三,货币市场应定位于利率市场化,以价格型、市场化手段对经过进行调控。在货币供给生的现实环境下,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在其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需要在目前解决上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在当前货币政策环境下,货币准备金是适应性的,亿被动取决于整个金融系统的步调。央行无法拒绝整个金融系统。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如果所有商业银行都无法完成准备金要求,会使得市场极度缺乏资金,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波动,为了维持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就需要通过逆回购等方式来提供流动性。因其被动性,准备金率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第二,取消贷款规模和存贷款考核。一方面,在内生货币的情况下贷款规模控制意义不大,在面对金融需求的时候,银行就会通过金融创新等方式来进行资产置换,将原本的贷款变为其他的表外资产,从而更为隐蔽,脱离监管,提升金融体系的风险。在贷款规模的条件下,金融配给日益严重。在我国,受到配给的主要是民营企业,这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其他私人融资方式会取代银行贷款,例如商业引用会更为频繁发生,私人借贷对于经济冲击更为敏感,近年来各种跑路事件就反映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存贷比考核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分工必然到四不同银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银行亿提供贷款,有些银行专注储蓄,人为地控制只会减少各个银行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各银行同质化,追求数量扩张,各种时点存款不断。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竞争,反而增加了各银行中的利息。

第三是增加中央银行的透明性。

第四个建议,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拓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民营资本是我国目前对于利率最为敏感的群体,要在未来发挥利率的重要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发挥民营资本的投资动力。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请各位嘉宾、专家,还有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郭杰副院长代表我们的课题组作第三季度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内容比较庞大,所报告有五万多字,我们还厚的20多万字的系列性报告,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把报告的全部内容讲完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再次感谢郭杰教授课题组所作的报告,谢谢。

今天我们邀请了好几位在宏观经济,在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大家,我相信我们的报告仅仅是抛砖引玉,我想他们的演讲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东海证券副总裁段亚林博士来主持下面的演讲。

段亚林:非常感谢杨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来主持下面这一节的交流与探讨。今天这一个形势报告会、第三期的报告会举办的时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内、国际的形势在最近也是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从政治上来讲,十八大即将要召开,而且周边的国际关系也是近期相对比较紧张,从经济上来讲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股市在周五的时候也逼近了2000点的关口。在这个时点上我们来探讨宏观经济的走向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这个点评的嘉宾总共有五位,他们是王一鸣教授、高培勇教授、王宇研究员、平新乔教授和刘元春教授。我们首先掌声欢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的点评。

王一鸣:大家上午好,我非常荣幸,我是参加人大宏观论坛是比较多的,经常来参加这个论坛,也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三季度的形势的研究,应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到了四季度再来判断的话就来不及了,再研究政策也来不及了。特别是对于明年,这个三季度非常有价值,对于明年的一些走势的判断、要采取的政策,往往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今天我也想谈一些对这个形势的看法,当前确实经济形势很复杂,原来媒体都报告二季度见底了,三季度起来了。但是七八月份的数据公布以后,好像这个声音又慢慢小了,现在就是说三季度要见底了,四季度可能要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底”在什么地方,确实比较复杂。

各方面的认识也不完全统一,今年的上半年七八月份数据发布以后,大多数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预期。但是一般认为7.5到8应该没有问题,其实应该说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了,三季度都快完了,影响每年太大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最近的声音又起来了,就是唱空中国经济的,特别是国际上,认为中国有硬着陆的风险,也许在明年。还有一种理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要进入第三阶段了,第一阶段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第二阶段跨过大西洋(9.55,-0.19,-1.95%)到欧洲了,变成债务危机了,第三阶段可能要跨过欧亚大陆到东亚来了,变成产能过剩危机了,这是一个理论了,人大可以研究一下。明年可能也够呛,这是不同的判断。

对于采取的政策其实也有分歧,大部分机构,包括我个人也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财政政策,我们的刺激率只有1.8,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刺激率很高,债务率很高,我们的债务率也很低,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都不高,都在警戒线以内。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很高,还有往下走的空间。所以我们政策空间还很大,通过适度、有效实施一些宏观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宜出台力度过大的刺激计划,因为我们要调结构,要防风险,这是一个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经济的放缓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短期政策基本不管用,就是你不要去管,让它自己去调整,就像人一样要生病,这也是一种调整。我们短期政策不要过度去用,而重要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来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这也是一种观点,人大报告说了财政要怎么样,货币要怎么样,一回我们可以分析,有人说这个不管用。对于未来走势有分歧,有采取的方式也有分歧。

怎么看呢?所以我们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学校研究往往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你做政策研究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尽量简单化。怎么看当前的形势呢?我总的感觉当前经济放缓的放毒是越来越小,不管是底部在什么地方,总是在接近底部。实际上我们这轮经济放缓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实际上金融危机是2008年四季度去影响中国,去看看季度增长,2007年3季度GDP是14.8%,到2008年四季度的时候是6.6,这两个相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想想这是多大的一个幅度,就是因为当时经济危机刺激。后来刺激以后经济开始访谈了,但是到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于刺激计划动能的足够释放季度增长率又开始放缓,2010年一季度11.9到今年二季度7.6,大概十个季度降了4.3个百分点,幅度是大幅度放缓了,这是一个判断。怎么能硬着陆呢?应该说软着陆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朗了,所以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个,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多重因素,比较于以往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所以复杂。我们说既有外部因素、外部需求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相互的叠加。既有周期性的调整,也有解救性的因素相互交织,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下降的相互作用。为什么说复杂,外需收缩,我们看7月份出口只有1%,8月份2.7%,有轻微的回升。但是你要看累计的增长率,就是1到7、1到8,总的趋势还是往下走的,今年预计10%是比较难了,出口部门压力比较大。比如对于欧盟的出口7月份负的18%,欧洲因为是紧缩性财政,必须紧缩,所以削减养老金、削减工资、削减婴幼儿补贴,所以总需求下降了。这个出口有多少呢?对于欧洲出口缺口大概是1300亿美元。

我们内需呢?比如说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由于前一次的投资基数很大,如果没有新的扩张性计划增长率就会放缓,我们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是负的2.1%,二季度有反弹。房地产就不说了,去年调控以后房地产的投资说老实话比我们预期有变化,它是下降,但是下降没有像我们预期那么大,就是渐进下降。你因为房价跌了,就有人买房子了,房价跌了以为明天还会跌,现在去买干什么,都是买涨不买跌。制造业是产能过剩,过剩了谁去投资呢?你不是浪费钱嘛。所以这三块都看得出来,所以投资也是放缓了,1到8月份24.2,1到7月份24.4,还下降了0.2个百分点。当然开始在趋稳。

看周期性因素,我们说经济都是有周期波动的,但是这一轮下行的周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被大大拉长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研究,按照历史上金融危机大数的统计,你要恢复到正常趋势线,大概要七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就是恢复到趋势线,这是下行周期被拉长了,而且往下的幅度更大了。结构性因素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这个结构性因素就显现出来了,出口的下降、收缩就会影响到投资,相应的投资也会收缩。投资收缩又会波及到经济增长。投资要转化成生产率,生产率要转化成各种产品,各种产品要有能力消耗,我们又消耗不掉,就要出口。我们以前说中国不断地炒菜,不断地扩张产能,现在吃不下就给老外吃,不吃也得吃,现在老外也吃不下了,老外生病了,这就是结构性因素。

第三个是短期因素,短期因素和中长期的作用。短期因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房地产的调控对于投资有影响,融资平台的清理规范也是有影响,这些都是短期因素。当然中长期因素开始起作用了,就是报告首先分析的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了。但是这个很难做出完全实证性的,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到底影响多大。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增长能力从国际经验看也会往下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高速增长,你的基数也在扩大,我们现在47.2万亿GDP,这两位数的增长肯定很难。有人说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正在阶段性增长。我们中速不太好,我们起个名字叫次高速增长,8%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是次高速,就是速度是会放缓一点。放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追基础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后我们的抚养比变化,这个报告里面有分析,我们的储蓄率下降,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就是这个都会影响到潜在增长里。

现在的问题是?要抓主要矛盾,你说一堆怎么来解决呢?短期和中长期什么是主要的,到底是短期因素还是中长期因素,外部因素,到底是外需影响变化大,还是内需变化大。人大报告一开始说潜在增长里下降,把中长期作用主要的,你们同意吗?到底短期是主要的,还是中长期是主要的,这个需要研究,我也没有结论。到底外部收缩是主要呢?还是内需的放开是主要的呢?到底周期性因素是主要的,还是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的,这个需要研究。

我觉得有的人说放开调整,现在稳增长要放开重要位置,为什么没有关系呢?你经济都有自我调整,你到底是逆周期调控,还是顺其自然调控,这是两条路线,我们经常是逆周期,经济往下走了就拉起来一点,过热了就拉下来一点,这是熨平一点。到底是逆周期调控,还是顺其经济的自然调整呢?这是两个方案,有人说不要去强行调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逆周期调控?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现在产能过剩迅速出现,所有的产业都过剩,不仅是传统产业,比如说太阳能,前两天默克尔到中国来了,说中国买了几十家空客,说太阳能反倾销可以协商解决,当时说这是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成功案例,结果回去了欧盟又反倾销了。这次温总理去欧洲开会又去谈这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的压力迅速显现。钢铁、水泥、建材、有色、石化,包括风能、太阳能,这都是过剩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就业矛盾就会显现,当然登记失业率数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可能有些人许多登记,就是从沿海一些地区看,尽管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就是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对冲了我们这种就业压力,对冲掉一部分。如果下降幅度更大,那么就业还会反应出来,还会有一部分农民工会返乡,就业压力会显现。

再一个企业利润,企业的盈利水平,因为需求收缩,然后劳动力成本没有下降,融资成本没有下降,靠什么呢?把利润挤掉。利润迅速下降,亏损企业迅速增加,亏损面迅速扩大。企业利润下降了,马上遇到了财政收入开始了,政府的收入开始了,八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开始负增长了,有20多的增长,政府收入高于居民收入增长,今年肯定要变化了。就是8月份开始负增长了,你又要提很多减税的措施,这家伙财政已经负增长了还减税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再下来原料的融资平台,风险就会出来,就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就会增大,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就是没有偿付能力了,三角债就会出现。我们说我们不能完全放任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我们说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这就是要进行一定的调控。当然在今年来看,已经开始有些使积极的变化,我们说为什么说是软着陆呢?因为从投资、消费来看,如果是扣除价格因素,投资已经开始回落了,就是近几个月扣出价格因素,经济增上是下滑的。消费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是回升的,内需稳还是关键。外需重要还是内需重要?我感觉内部因素是重要的,内需稳是关键。经济下行还有一定的压力,就是看供给面和需求面,我们需求面的下降比供给面的下降要小,幅度要小,供给面的下降幅度更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说明我们过去这些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库存的压力没有彻底消化掉,现在我们说去库存,就是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使得供给面下降,这就和经济回稳,为什么一直没稳住呢?供给面的消化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今年7.5%到8%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影响讨论明年,今天的宏观政策建议到底是针对四季度的,还是针对明年的,我觉得影响讨论明年。我也同意是多重目标,什么目标呢?短期我们能否有效遏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现在8月份CPI又有一点轻微的反弹。我们说美国农业欠收了,旱灾,粮食价格、玉米价格可能会上升。再加上原油的价格会不会由于中东趋势的不稳定,这些都是影响因素。就是说我们短期能不能价格稳住,这依然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第二,中期经济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什么叫合理的区间,就是潜在增长率大体接近或大体一致,8%左右,能不能稳定在这个区间,能不能不再往下走。

第三,长期经济结构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短、中、长期目标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设计政策呢?这就是我理解的多重目标,稳增长了防通胀怎么样,稳增长了调结构怎么办?稳增长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我们说我们确实还得把中期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今年稳增长实际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结构性减税,我们已经扩大到10个省了,包括总量减税,中央财政负增长了,地方财政也大幅下降,还有条件吗?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改了10个省了。还有加速折旧,还有研发投入加计抵扣,这些还有一些地方不落实,你都给我抵扣完了,我拿什么发工资啊。我们可以提,但是考虑各地的差异性,再加上财政形式的变化,就是有没有条件。其实今年已经做了一些结构性减税。

货币政策两次降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不对成降息,也做了。还有没有空间?也许有,只要CPI的2%能够维住,我们利率调整还有空间。但是现在是利率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吗?现在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产能那么大,谁去扩大投资呢?融资需求下来了,再加上经济下走的时候银行贷款也变得非常谨慎。就是说有没有惜贷呢?他叫剩贷。现在主要矛盾可能不是流动性问题,这是货币政策。

第三,我们说不是要鼓励设备更新吗?技改贴息,因为生产性下降了,我们可以贴息,只有企业搞技改就可以贴息,这个已经采取了。

第四鼓励民间投资,出台了42个实施细则,如果这些细则落到实处可能还要想些办法。再有就是启动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地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路、水利,启动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么地铁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现在北京再不搞地铁开不动了,北京汽车已经500万辆了,已经开不动了。现在是限购,排队的已经100万,你不限购的话估计很快就开不动了。所以一定要搞城市轨道交通,对于未来也是有意义的,也不会造成无效的投资。但是我们说不要政治去包办,就是怎么样引进民间投资,比如地铁2块钱一张票谁去投啊,没事干啊。你把沿线的商业地产配给他们,就是形成合力的盈利模式,他照样可以吸引民间投资去投,怎么不可以呢?还有医院,现在看病很难,你不要生大病,住院很难,好医院很难。因为床位不够,现在产能过剩,为什么医院没有,住都不够住,肯定没有放开,看病挤得不得了,看病像菜市场一样。医疗设施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人寿命越来越长,而且大家越想活得越来越长,所以这个投资完全可以。大家知道不知道垃圾,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一天形成多少垃圾?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周边一圈,以后怎么办呢?现在百万以上的人口怎么办呢?垃圾要处理啊。所以扩大投资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我们怎么样去激活民间的投资,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民间投资一般会非常谨慎,所以你一定要给予他相应的激励去民间投资。

房地产也是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房地产这里提到要征收房产税,房地产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投资和投机一定要有交易,我就提高交易税率,你要投资嘛,你要投资就要交易,要不怎么有回报呢?如果交易率太高就持有,那么就开征房产税。这个套路是对的,但是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制度性的变革,也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开征房产税就涉及到财政制度,这也不是那么简单。以后财产就要开始透明了,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

再一个,我们除了这些短期政策以外,很重要的就要有一个中期的调整策略、中期的调整方案,中期要干吗呢?就是要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因为我们传统的动力现在慢慢在减弱,我们再靠出口,再靠扩大投资,我们要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自何方?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我们是市场化的改革,叫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差不多了,我觉得制度红利潜力还很大的。改革的潜力很大很大,我们经济学家叫斯密效应,就是市场化了。我们说这都是未来需要去考虑的。

当然还有一个,除了深化改革,除了去创新,更主要地是去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是再平衡,怎么来扩大内需,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潜力就是城市化、城镇化。我们现在城市化率41.3%,大概的人口是6.9亿,就是接近7亿。在7亿里面差不多有2.3亿没有完全市民化。就是说是城市人口,因为半年以上居住就是城市人口,但是你不是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所以怎么样让这部分人进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进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城市的廉租房体系,怎么进去?你进这三个体系要多少钱呢?我问了很多地方,算过账,都说不知道,算不清楚。有人算了使20多万、30万,我们取20万,现在有2亿多,为了城市化率提高到70%,还有3亿人要进来,就是5亿多五,就是一百万亿。去年GDP47.2万亿,就是两年的GDP。

另外就是创新,创新太重要了,创新首先要从大学开始,从人民大学开始。以前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拿到人民大学来肯定不是好学生,肯定是坏学生,因为他们不好好读书都跑了。这些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未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就是创新文化(24.860,-0.02,-0.08%)。我们为什么不能创新?我们的优势怎么向企业流动,现在人大毕业都去考公务员了。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嘛,都跑到政府部门去干什么了。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创新就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乔布斯不到政府去呢?为什么扎比伯格不上政府呢。怎么样来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另外大学教育怎么形成个性化的教育,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总的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我们高校负有重要的使命,因为将来就要靠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起码要比我们这代人厉害很多。创新能力要强很多,这就是高校的使命。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充满信心,因为有人说中国高速增长了,我认为7%到8%的速度还会持续十几年,林义夫前一段也说了,有人说还可能吗我觉得为什么还行?因为中国还有一泻千里没有充分开发,比如内需市场潜力,特别是消费的潜力。比如说人力资本的提升空间,我们以前靠人口数量优势,怎么看人力资本的优势、人口质量的优势。比如我们创新的空间,我以前不知道研发平台、研发中心是什么意思,我到国内的企业一看研发中心一个小楼,里面穿几个白大褂在做工业设计。到国外我也申请去研发中心,吓我一跳,完全是工厂化的研发。研发项目跟工业车间一样,而且有好几个,这个叫研发中心。这完全校正了我们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创新空间很大,iPhone、iPad谁的产品?美国的吧,你肯定说美国。美国没生产过一部,全在中国生产了。为什么就是美国产品呢?不生产为什么叫美国产品呢?这个东西我们得反思,所以我们怎么改变增长模式,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我们城镇化的潜力,再一个是区域回旋的空间,产业的梯度转移。富士康现在转移到郑州等等,到内地去了。为什么可以延续?因为我们有梯度转移的空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改革的潜力,改革一定会解放出新的生产力,这个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王院长的精彩点评,王院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在座的人大学生以后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点评。

高培勇: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很认同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的主题,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我认为明白无误地指明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之所在,刚才王院长讲过论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尽管下条态势逐渐显现,尽管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是我们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是一旦说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总是感觉到困难重重。其实郭杰教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为什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是多重目标,而不是单一目标,我体会最深的主要是两条。

其一,相对于2008年到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便我们拿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我们今天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我们今天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们今天的宏观经济就不像2008年、2009年那样瞄准保增长、稳增的目标,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当然你如此做的话就难做好人,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我们怎么来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感觉到了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了就向哪个方面去倾斜,比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向稳增长倾斜,比如有这样的表述,稳增长很任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反过来当物价上升的压力加大,调结构压力加大的时候,你看宏观经济的调研又发生变化了,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我以为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去徘徊。

但有一点我想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也是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所指明的。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时,去稳增长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就会说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你要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去启动经济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会不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但是当你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时候,我搜索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我几乎看不到、听不到任何的反对之声。但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对于结构性减税是促进之声,没有任何的质疑之声,这是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上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现象。说起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我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全面性的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建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通通去看上一刀,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就好像女孩子去减肥、健美一样,我们不可能遇到什么减什么,而是把需要减的减下去。中国的税制结构也是如此,我们得要有讲究,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得中国的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我们当前的宏观调控的需要。其实我倒以为,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操用什么样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这其实是重要的。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其实建设两个问题就足够了,第一个是规模,究竟要减多少税。第二个是结构,究竟要减什么税,究竟要减谁的税。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王院长刚才论及的在定位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要牢牢抓住两个层面。

先说规模,减税没有规模就谈不到效应,该减多少税这是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上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需要更加明显。怎么界定呢?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今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一共高达1.07万亿。这代表一个国家过日子,我欠了你1万块钱的时候,有两个意思,是少赚了1万块钱,需要去接。其二,你多花了一万块钱,你必须去借。或者是两者融合,多花了五钱,少赚了五千。今年的赤字恩计划是少挣多花多少钱,少挣是减税,多花就是增支上,这是一个地方。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这其中该如何?请大家关注今年一月份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李克强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说今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这是第一。其二,今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条实际上告诉大家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我们认为至少有6万亿作为规模。

结构,论及结构,我还是认为把该减的地方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中国目前就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我想两条特征是应当关注的,其一,我称之为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为税种分割,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一块,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能够成为直接税的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制比较均衡、比较好看、比较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上,这是第一。

第二个特点,我称之为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看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还有6.95%其实是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你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在个人缴纳的税收上,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条,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刚才王院长讲的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这一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我们有可能减税达到数千亿元的目标,为什么?我注意到三个现象,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我们说减增值税是明显的。其一是因为增值税的块头是最大的,目前占到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千亿元的目标。所以动了这个税种,就等于动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今天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如放在那里,等待增值税。把增值税的事情办好就等于办好了营业税的问题。

第三,有人说要减消费税,但是我想支出中国人脑子里所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脑子里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但是是一般消费税。我们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都征的,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的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者不宜与大张旗鼓去减,而是有所保留。

现在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的。有过测算,按照目前 使上海正在试点,现在目前也在北京进行了营改增的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开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至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这个测算还不十分准确。但是超过1000亿是肯定的。所以围绕着营改增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十个省市进入到营改增的试点范围当中来,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这当然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要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不管怎么样既然是大势所趋,还是要把结构性减税的效果落到实处,那么怎么办?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过程,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做,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必须注意到这件事。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同时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如果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会达到56%,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风险而言显然是不乐观的。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我们那么大的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叫做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重要的也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那么怎么办?那就在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做降额,我们做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元。如果从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所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千亿,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到2000亿,这就是6千亿上下的规模。因此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来讲,如果大家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我们建议扭住这个“牛鼻子”不放,通过营改增把改做的做了。

同时涉及另外一件事,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该怎么对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一到七月份我凭记忆大概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把八月份的数字算进去,大概降到了10.9的样子,大概是这么个数字,现在不太敢确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假定说一到八月份是10.9的增幅,怎么去看?有这样一种判断,是媒体上普遍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天踏下来了,如果回落1/4或1/5这是很大的灾难,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不寒而栗,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把结构性减税就此放在一边了,这是一个态度。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预算收入的增幅,讲回落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了多少?但是我们毕竟是站在2012年来论及财政收入。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告诉大家是9%,所以拿10.9和今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你会看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了,而是超出,超出了将近2个百分点。这两个百分点的超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因为我们就是照着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今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影响之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超收的规模。去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那是天量的超收。如果今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能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我们还能超出多少呢?超出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因为去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宣扬的那样真的是很差,只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高所长的精彩点评,高所长以精确的精神,把结构性的减税理论演变成了结构性的减肥理论,这一点让我很有启发。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研究员为大家做精彩点评,大家掌声欢迎。

王宇: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读了这个报告,听了郭杰老师的演讲,和以上各位嘉宾的演讲很受启发,深得教育。刚才我还跟刘元春老师说,说这个报告很厚重,我是想说这个报告无论是重量,还是分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厚重,都有很厚重的价值和意义。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人大经济学院、向这个报告研究团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在如此喧嚣和浮躁的社会,他们能做出如此认真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以及写作,这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从这个报告,以及刚才嘉宾的演讲中确实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同时我也借此机会作一个我个人的发言,请教于大家,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发言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关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第三关于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

先说第一个大问题,关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从199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那么正如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报告中所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基本投入,再一个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同时我也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另一个主要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高耗费支撑。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刚才大家都谈到了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现在实际上中国经济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着稳增长、促改革,还是调结构的三个选择。刚才郭杰老师和其他的专家也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里我也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认为从短期看稳增长可能更迫切,从长期看促改革和调结构肯定更重要,因为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在未来的长期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就是促改革、调结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我们都知道因为货币政策必须要兼顾短期和长期,为此从去年年底以来为了实现稳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就是为了实现促改革、调结构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也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来说,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更重大、更长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来简要地谈一下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于1996年开始启动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的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序是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再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然后再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那么到2011年年底为止,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基本实现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了存款利率管上线、贷款利率管下线的阶段性目标。也就是说,现在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可以在贷款基准利率及其之上自由浮动,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可以在存款基准利率及其之下自由浮动。最近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们都知道今年6月人民银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线扩大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线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8倍。今年7月,就是紧接着一个月之后,人民银行又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线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人民币的贷款利率不仅可以在基准利率之上浮动,而且从今年6月份、7月份之后,现在中国人民币贷款利率也有了向下浮动0.7倍的空间。中国金融机构存款的利率不仅可以在基准利率之下自由浮动,而且也有了向上浮动1.1倍的空间,也就是在今年的六七月份之后。所以说,今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力量已经开始在人民币利率的形成和变动中更多的发挥作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4年,中国汇率市场化讲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

1994年以来,为了推动汇改,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调整,第一次调整1994年4月1号中国进行第一次汇改,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规定了千分之三的浮动调整。中国进行第二次汇改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汇率为参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三扩大到了千分之五。这是2005年7月21号第二次汇改。就是说人民币利率做了两次大的汇改,汇改一次是1994年4月1号,通过第一次汇改建立了有管理,以市场供求单一的制度,扩大了千分之三的浮动区间。第二次汇改是2005年7月21号,通过第二次汇改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汇率为参考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把人民币汇率从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2010年9月19号人民银行宣布宣布汇改。最近第四次比较大的调整,2012年4月16号,人民银行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五,也就是0.5%扩大到了1%。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不断扩大,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三、千分之五到1%,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币汇率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现在都看到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小幅双向浮动,随着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小幅双向浮动,中国经常账户和中国的国际收支也开始逐渐向着均衡的方向调整,这是中国汇改的意义所在。

总之,如果用一句话对我前面的发言做总结的话,那我可能会这样说,今天大家到这里来讨论的是宏观经济问是一个总量问题,但实际上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那么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此最近不断加快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段亚林:谢谢王宇研究员对利率、汇率市场化做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平新乔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的点评。掌声欢迎。

平新乔:谢谢杨院长,谢谢各位院长的邀请,这个论坛我来过多次了,一年四次宏观经济的研究报告的发布这个密度很高,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研究的研究平台,以及对政策建议系统的声音,这是非常有贡献的。

我个人看到这个报告以后,这个报告重点强调调结构的市场化,调结构里面市场取向的一些建议,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很到位。前面听了几位评论员,王院长、高教授和王局长的发言都非常受教育,他们对中国经济今年下行的原因或者是长远发展因素的分析,高所长对结构性减税的精彩点评,以及刚才王局长对货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政策的研究,这个都是他们专家,话都被他们说去了。我就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看看今年宏观经济下行的判断,我说一点个人的意见。第二点对调结构应该怎么看,谈一点自己研究的心得。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 我觉得今年宏观经济下行的形势,当然有国际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决策层对宏观经济的把握,还是紧缩过度造成的。跟当年2008年到2009年1月GDP增长率到6.6%的原因差不多,就是说2008年那一次经济增长速度掉下来,当然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们很多企业加工订货的定单没有了,冲击很大,这是问题,这是客观造成的。但是我们主观的方面还有政策配合,我们2007年以后,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是紧缩的,这个紧缩的政策到2008年的8月,这个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好重合,雪上加霜,造成了2008年底经济增速的继续回落,而我们今年以来,尤其是4月份以后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往下掉,甚至出现环比的下降,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2010年以后对宏观政策的判断认为是通货膨胀,把反通胀的危机、把反通胀的威胁定位主要,到了2010年以后整个判断是反通胀,具体说就是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启动了五项措施,信贷、财政、税收,后来保障房不行了,限购、行政措施,一系列的措施调控有必要,肯定是对的,需要打击。而且调控两年下来以后,应该说房价没有怎么涨,涨得不多,本身就是成果,如果不调可能涨厉害。但是副作用就是需求,房地产拉动的需求全面下跌,具体表现在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最高的点,刚刚高所长讲了我们国家去年正规的财政收入是10.32万亿元。我们房地产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入2010年到了最高点,超过3.5千亿,2009年不到2万亿,大概1.8万亿的规模到2010年达到过3.5万亿元的规模。由于控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和限购,造成了土地出让金的下降,与此造成一系列的收缩效应。我们面临着国际上面第三轮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包括欧债危机,以后今年对欧洲的出口下降很厉害。那么这两个内外重合,是这一次经济往下掉的。我认为是重合,有国内因素,国内因素主要是紧缩,紧缩周期的后果照成的。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我对这个前途是比较谨慎乐观的。因为我们只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城镇化为启动庞大的一系列系统的内需,譬如说让农民工继续进城,让城镇化个房需求正常的,比如说现在年产量有了工作,大学生有了工作,按照现在的政策没有户口、没有交税,就得限购啊,这是正常啊。农民工可以个房,为什么不能个房呢?他没有这个钱,就是这样正常的个房需求如果不能需求,因为我们未来要紧缩遏制需求,这些需求不能实现的话,这个应该启动。应该说我们城镇化刚刚启动不多嘛,我们51%里面有10%多的人口不是城镇人口,不能享受城镇人口的应当的服务。这就是让正常的内需得不到实现,还有一些老外,我们2008年、2009年房地产热的时候有很多老外进来,老外也买中国的房子,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些人现在不买了,到国外去买房子了,到澳大利亚等等去买房子了,把我们的内需给他们了,这不正常。

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放宽,用税收调节来启动对房地产比较规范的调控,当然税收调节,就是房地产税来取代限购后果不一样的,现在靠限购不影响存量,需要买房子的人买不到,不影响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缴房地产税。如果靠税收来调节房地产的市场,就会影响存量,就会影响现在已经有了房地产财产的一大批人,可能是官员,也许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房产公布,更不愿意为这个房产交税,这个事实起来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实施比较起来困难。但是这个要推,我们希望国家税务总局,刚才讲到年底推出房地产税,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兑现,承诺兑现。这是第一点。

我们觉得中央很多设计都是很好的,包括“十二五”规划里面的改革方针都是很好的,改革也是很好,但就是不做,说得很好,做得很少,这是要命啊,目前的形势跟政策直接有关。

第二点看法,怎么调结构,我非常同意这个报告里面强调的要用市场的机制,而不是主要用政府调控为主的机制来调结构,更多的要启动市场的机制来改变经济结构。我认为这个趋向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九十年代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二元结构,就是中央以央企,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央企慢慢地做大、做强,他们投资的铁路、电信,比如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电信(微博)引进技术做3G网络,这都是中央的投资,通过这个投资做起来的。全国性的网络、全国性的信息平台,还有金融体系的升级,九十年代我们存款是多么麻烦呢,现在银行点,包括座位、网络系统、风险控制信息、信息系统,大量对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的升级,这都是要投资的。这种系统的结构基础设施,包括城镇地铁,这都是中央做的,这是必要的。中央投资,尤其是把央企做大。所以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可能主要靠民企,但是2001年到2011年,可能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的作用是更加突出,而不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说国进民退,客观上讲过去十年改革没有这么做,经济发展做了,但是总的还是靠国企、央企做。民营企业保持现状就不错了。这是第一块一元,中央中央的央企集团的发展。

还有一元是地方政府,九十年代以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削弱,但是发展民营企业,把地方国有企业卖了,民营企业对应的开发房地产。所以跟地方城镇化进程相联系,这个进程主要是2001年以后这十年做起来的,特征就是土地的收入和城镇化有关系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地方制造业。就是相应的企业承接制造业的大量定单,包括承接国外定单,这个势力也很大,所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地方的融资平台背景还是民营企业,虽然有国有设施,但是需求就是让民营企业发展,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下面地方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城市增值,苏州模式是有道理的,我没有钱,我把外资引进来,他一投资我的地价就上去了,土地就增值了。然后把土地再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造起来,房价就上去了,这通过房地产环节大概有十来种税和土地出让进可以作为收入。有了钱再搞城市基础设施,滚起来。所以江苏出来的干部第一做法就是招商引资,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做起来的,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个路借助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政策适当宽松的环境,只要打压房地产,这条路就被堵死。这条路取决于整个宏观经济比较宽松,原来房地产投机性泡沫不是太高的大环境。如果以打压房地产泡沫为主要目标,后面这条路就会被堵死,目前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有人问我中国经济形势怎么样?要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稍微放缓一点,房地产调控不要急,两个月以后经济就会好。就是涉及到怎么看这个结构,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这么多农民还没有进城,这个需求是非常大。最近9月初对北京地铁做了调查,到年底还只有400公里,现在的地铁已经满载了,平均200%,按照每平米能站的人来统计的。昌平县设计的时候每天用10万次,不过一开工不到三年就达到了这个复合量了,发展非常快,北京市每年补一个亿,京投公司还要融资200个亿。现在2块钱的通票怎么能平衡啊,现在把4号线包给钢铁来做,光4号线的广告运行这一项,就是不会亏,他们放开后还可以赚得更多。这样的设施每个大城市都会出现的,这是多大的需求啊,这个东西可能赔,如果放给民间去做可能不见得赔。有一个人终身研究纽约地铁,他认为地铁可以不赔的,为什么赔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升。资本主义也有结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结构调整,市场主义下的结构调整靠危机、靠毁灭性的创造来淘汰,来转移人民的交易结构。一个人干活干二三十年,这个行业结束也就退休了,新的行业来了新工种上去。就是靠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创造,靠危机来调结构的。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靠政府调节、调结构浪费的效率更大。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所以这次国外金融危机四年了说白了就是调结构,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大起大落,2009年8月份为止信贷控制基本上放行了,有一个重新启动信贷调控,然后一系列的紧缩,这种热和冷的交替出现,这种代价多大啊。我觉得启动结构调整里面的市场化机制是必要的,而且在目前来讲绝对退出也是可行的。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平教授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做点评,大家掌声欢迎。

刘元春:非常感谢大家在12点的时候还能坚持,前面各位嘉宾已经谈了很多,我想简单谈一下郭杰教授的报告,以及前面几位嘉宾所谈的,到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本身在当前怎么来判断。

在目前来讲,从5月份已经将稳增长的提到了新的高度,因此从5月23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当然这个措施里面核心的内容是稳投资。因此,这些措施的出台就激发了大家对于这种短期的政策定位和中长期的政策定位之间的冲突产生了热议。我们看到发改委网站每公布一次投资项目审批通过之后,都会引起我们媒体轩然大波。为什么这样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我们经过2008年、2009年这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大家充分认识到这种中国短期的稳增长和中期的调结构,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也就是说民众达成一种共识了。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共识导致我们最近对于下一步政策的定位产生了很多的疑虑。那么这个疑虑就在于到底是在稳增长的框架下面,以微调、预调为主体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还是说我们以这种“保八”的策略来进行新一轮的刺激?在这个来讲实际上是当前大家热议的一个核心焦点。由这个焦点引发的是我们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在一些基建方面需要不需要大规模进行。

第二个是我们整个的财政需要不需要在三季度末、四季度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人士所热议的降准、降息,是不是在近期进行推出。当然更重要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政策的调控点应当不应当在现在,还是在明年出。所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稳增长概念的认识,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在近期里面政府实质上对稳增长的内涵没有做更多的调整。我们发改委所审批的一系列项目基本上是按照预定的一种规划来进行的,只是可能在一些节奏上面有一些调整。我们财政的这种支出计划也基本上是按照年初预算来进行的,而没有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原因何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近期的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结构可能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团队里面仿佛强调的两个新特征,第一个是在GDP增速连续两年多的回落过程中间,我们的就业形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恶化,虽然我们讲就业问题后面可能会逐步浮现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就业的滞后性在这几年结构调整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再加上我们十八大的政治因素,导致失业的滞后性进一步延长。但是不管怎么讲,即使我们剔除这个滞后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从人民大学的一些调研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我们的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的参数来看,中国没有像以往历史上所出现的只要GDP连续两个季度跌破八,失业率必定会出现9%的状况,现在没有出现。

我们就会知道中国政策的逻辑不仅仅在于经济本身,而关键在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失业如果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我们讲短期政策要在近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动力来做进一步政策的大调整。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市场所呼吁的这种稳增长短期的一种压力,实际上在政治层面里面并不是那么紧迫。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年里面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观察角度的变化,使我们在判断上可能出现很多的失误。这里面比如说经常会看到的从宏观视角来看,目前虽然很多问题好像都是在恶化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基本面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从长三角、珠三角的调研情况来看,如会发现怎么样?目前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2009年的状况还要糟糕、还要恶劣。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是每到危机来了之后,每到新一轮下行压力的时候,微观和宏观的反应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微观的调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宏观的调整能力和平滑能力要强得多。因此一种政策决策过度注重微观的变化,可能会使我们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前几年都在谈很多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最后大家都还不错,最后发现的就是政策调整过度,这种前瞻性往往不足。原因就是怎么样?我们目前决策的这种模式可能过度注重微观考虑。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微观反应呢?原因也是这个时代变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舆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导向,市场性的舆论网络后之后,所形成的决策者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决策者可能对于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像这些年的变异可能重视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从目前来看,我们可能在目标上面应当进行一些不同层次的考虑,这种考虑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强化这种中长期目标的稳定上面,就会提高到新的层面上。刚才很多老师所讲的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的冲突,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吗?实际上现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受困于此。现在大家看到奥巴马的日子是很难受的,一方面要保失业、稳金融,还要约束财政赤字。当然欧盟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来看,发现我们面临很多的短期问题、中期问题,是不是独有的呢?不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所提出来的这种结构性的目标是不是没有啊?不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结构性目标并不差,因为大家知道奥巴马在这几年的方案里面,第一个是新能源战略,第二个是再工业化战略,第三个是出口放慢战略。这三大战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结构调整战略。对于短期来讲,大家可能关注很多的是数量宽松型的政策,关注的是财政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中期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欧盟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明确不明确?也很明确。

中国制造业博览www.cnmexpo.com企业网上展览,网上网下同步展览,企业家智库综合报道:在这里面会看到,现在欧盟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是稳金融,第二个是减赤字,第三个是争就业,第四个才是稳增长。通货膨胀的问题怎么样?现在根本不谈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欧盟里面的这些目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结构性。所以说我们所讲的重视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中国才有的,是世界才有的。如果我们再回到历史来看,比如说八十年代,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这种结构性的手段和结构性的目标所彰显的核心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些而已。特别是在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碰到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谈话的大危机之后对于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周期性的导向,第二个是结构性的导向。这两大导向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未来所关注的,中国想表达最简单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看到的问题,是全世界看到的问题,是未来战略期大家谁胜谁负的一个问题,下一个核心问题怎么样。我们的报告里面点得很明确,就是要启动市场导向型的结构性调整。为市场导向型的调整创造市场环境,形成良好的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关键点就是政治激励机制到底怎么来进行构建,怎么来形成我们一种良性的经济激励机制,最后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构性的反应。也就是说结构问题不是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是一个态势问题。因此大家都会认识到促改革、调结构。但是改革怎么改啊?我们原来谈过一个,是要改自己。前三十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构建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体系,政府是高高在上,在驾驭市场、构建市场。但是后三十年就会发现核心的改革是什么?是要改自己,改政府自己。而改政府自己可是需要艺术,需要这种大破大立的战略性的实际,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会非常复杂。

因此很多人谈到的制度红利还会存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未来的制度红利存在着强大的政治的风险,这种风险对经济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说一我们最为重要的应该引起深思的就是结构调整中间的深层次的政治激励体制、经济激励体制的构建。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刘元春教授做了精彩点评,今天我们的三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到这里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和专家的积极参与,感谢媒体朋友的报道,我们在今年年底再聚,谢谢大家。